人類的服裝自誕生以來除了具有防寒保暖等最基礎的功能之外，還具有表達自我，展示文化和社會權力體系的作用。

在人類社會的某些時期，這些非功能作用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功能，被提升到了匪夷所思的高度。比如拿破侖時期，一些歐洲的小國家經常會因為買不起軍服而養不起軍隊。

▲每一位士兵都是精致boy…

在古代中國，服制等級森嚴，服裝甚至可以與政治危機掛鉤：

▲《長安十二時辰》里圣人賜布衣給丞相

為什么要這么嚴肅呢？有必要嗎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服裝是構成人類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以及認同習慣。

唐朝時女性袒胸露乳，穿男裝，司空見慣，而到了宋朝，這些服裝通通都消失了。被消失的不僅僅是服裝風格本身，還有開放的文化價值觀，雍容浪漫的審美情趣，這些定義“大唐氣息”的隱形存在。

宋朝統治者自然不想看到自己的子民，對唐朝念念不忘。因此需要通過改造每天要穿的服裝，審美文化等，把“唐人”變成“宋人”。

由此可見，服裝這種“小問題”，被各類社會運動所重視，作為改造的重點，就不難理解了。

至于我們現在的服裝，當然也是一連串社會變革的產物，今天的女裝不僅是審美的成果，更是社會文化發展甚至權力體系改變的結果，深受興起于十九世紀下半葉女權運動的影響。

男性化女裝的出現

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是女權運動的第一個浪潮。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為女性爭取參與社會活動的權利，拓寬女性的社會活動空間。

▲1906年，婦女社會政治同盟領袖在開會

女性開始渴望走出家庭去接受教育，去工作。輕便易穿著，功能性強的女裝，開始被社會需要。

二十世紀初，法國設計師保羅·布瓦列特提出了“把女性從緊身胸衣的暴政中解放出來”的口號，立足于胸衣，率先向傳統女裝宣戰。

他在1903年設計出了不使用襯裙的長裙，并在1906年設計出了使用彈性材料制成的胸罩。這些設計具有明確的革命內容：把服裝設計核心放到女性身體的自然輪廓上，減少人為修飾。

在布瓦列特發明彈性胸罩十年之后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社會生產力嚴重短缺，國家不得不組織婦女進入工廠參加戰爭物資的生產。

為了提高生產效率，這些婦女就必須脫下長裙，開始習慣身著男褲和工作服進行工作。

雖然這些服裝依舊只被允許在特定場合穿著，不能進入正式的日常生活。但總體上，還是為之后普遍的“男裝女穿”，奠定了一定的社會意識基礎。

▲一戰時的美國傳令女兵

一戰結束后，到了1920年代， 深受女性解放主義思想影響的可可·香奈兒提出了自己的女裝設計理念。

她認為女性需要獨立，起碼在服裝上女性應該擁有自己的觀點，穿衣不應該為了取悅男性或者成為男性的玩物。

以這些思想為基礎，香奈兒在女裝樣式，面料和配色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。

她開創性地為女性設計了運動服，經典的香奈兒套裝裙和鐘型帽。運動服和套裝裙均使用采用直線剪裁，其目的在于提高衣服的舒適度，以及掩蓋胸部，腰部和臀部的S曲線。鐘型帽則是用來搭配男孩氣質的短發。

在面料方面，香奈兒使用原本用來制作襪子的廉價針織面料，為女性工作者制作日常服裝。

目的在于讓她們無論是在做工，還是在乘坐汽車，火車，騎自行車時都能感到舒適自如。

到了1940年代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強制性地讓女性走上了勞動崗位，女裝也再一次地向機能化的男裝靠攏。在這個時期，出現了風靡全球的軍服式女裝。

從此以后，女裝設計與單純強調溫婉柔情，繁復裝飾的傳統女裝劃清了界限。輕巧便捷，易穿實用的特性正式成為了女裝設計思想的一部分。

“男裝化女裝”的設計語言逐漸成熟

著名收藏家（也是圣羅蘭的伴侶）皮埃爾·博格說：

“香奈兒讓女人得到了身體上的解放，而圣羅蘭則讓女人與男人一樣充滿自信”。

▲左邊是圣羅蘭，右邊是皮埃爾·博格

在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（20世紀六十年代前后）中，設計師圣羅蘭在女性主義作家喬治·桑男女平等思想的影響之下，為女性設計出了一系列具有時代意義的服裝。

其中最經典的是款式簡潔，剪裁考究的衣褲套裝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吸煙裝（Le Smoking）。

圣羅蘭巧妙的將男式西服樣式與女裝的剪裁特點相結合，收緊了上衣的腰線，改變了領口的形狀和曲線，使魁梧硬朗的西服上裝顯得細膩精致。

一個人能在公共場合穿什么樣的衣服，從來都不只與這個人本身的喜好和意志有關。女權運動對女裝設計的影響歷程，生動地展示出了這一點。

女權運動發展到今天，已不再是只為女性爭取利益的運動，它想要創造的是一個男女共同肩負社會責任，推動社會發展的世界。這個世界的服飾文化，平等而包容。

女人不會因為穿衣被“蕩婦羞辱”，男人也不會因為喜歡裝扮自己而被蔑稱為“娘炮”。

我想，這樣的世界，大概才會有將內在美和外在美，等而視之的可能，社會審美價值觀才有機會做到真正的不“以貌取人”。